東崗三七事件：被判軍法的軍官們後來怎麼了？

1987年3月7日，金門前線發生了一起慘絕人寰的悲劇——東崗三七事件。駐防烈嶼東崗與青岐海岸的國軍守軍，擊毀了一艘試圖靠岸的不明船隻，並將船上人員全數擊斃。

事後，部隊才發現，這些死者並非敵軍派出的滲透者，而是來自越南的難民，總計19人，其中甚至包括婦女和小孩。（註：據傳其中一名死者是孕婦，因此亦有共計20名罹難者的説法）

事件起初僅在軍中和消息人士間流傳，直到1987年6月份，立法委員吳淑珍在國會質詢時揭露，才進入公眾輿論的視野。然而，國防部當時堅稱，遭擊毀的並非難民船，而是一艘經警告仍欲靠岸的越界「匪船」，成功平息了輿論質疑。

不過，民眾的好奇心理反而持續發酵，隨著台灣社會逐步開放言論自由，三七事件成為報刊、政論節目與網路論壇上熱議的話題。

近年來，三七事件也成為文學與影視作品的題材，例如，2019年金門浯島文學獎小說組首獎作品《胡神》，以及2020年文化部優良電視劇本獎首獎作品《戰地殺人》，均取材自這起事件。

此外，2024年更首度有罹難者家屬赴金門祭祀亡魂，並表示希望軍方能夠歸還當年被沒收的遺物。

然而，儘管公開討論三七事件如今已不再是禁忌，但這並不意味著真相就能自動浮現。

相反地，由於軍方始終未正式公開完整的調查報告，社會輿論逐漸產生兩種主要訴求：

1. 要求軍方解密相關檔案，查明來龍去脈，完成轉型正義；
2. 要求軍方正式說明，還給當年前線官兵一個公道，別再任由輿論將他們污名化。

但是時隔多年，真相還有機會大白嗎？

2022年，監察院重啟調查此案。監察委員高涌誠透過調閱國防部仍保留的檔案，首次揭露了軍方當年的偵辦與審判過程。根據軍方內部的調查報告、筆錄和判決等文件，我們或許能更接近事件的真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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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七事件中的軍官們後來怎麼了？

首先，是當年被懲處的軍官們後續如何了？當國防部在1987年5月下旬發現此事以後，由於金防部隱匿不報，令參謀總長郝柏村大為憤怒，5月28日在向蔣經國總統報告以後，便立即將司令官趙萬富和主任張明弘調職。

其他涉案軍官則被移送軍法偵辦，包括烈嶼158師的師長、政戰主任和主管保防業務的政四科科長；158師轄下的472旅旅長、步一營營長、兵器連和第三連的兩位連長。

最初，軍事檢察官認為158師師長龔力少將、政戰主任常上校、保防官洪中校等人，明知472旅擊毀不明船隻並擊斃船上人員，卻未依戰備規定向上級回報，涉嫌「敵前抗命」。

但在偵辦過程中，檢方認定此三人雖有未適當通報的疏失，但難以證明其有明確抗命的行為，因此很快就在6月10日作出不起訴處分。

至於旅級以下的基層軍官，則在1987年9月11日，被以敵前抗命、殺人等罪正式起訴。陸軍總司令部在隔年5月30日作出判決：

• 472旅鍾旅長：教唆殺人，處2年10月有期徒刑。
• 步一營劉營長：共同連續殺人，處2年8月有期徒刑。
• 兵器連李連長、第三連張連長：共同殺人，各處2年6月有期徒刑。

然而，被告與檢方均不服判決，雙方聲請覆判。國防部於1988年9月9日撤銷原判決，發回更審。

三個多月後，陸軍總司令部作出最終判決——罪名依舊成立，但刑度有所減輕，且皆予以緩刑3年：

• 鍾旅長：教唆殺人，改判1年8月，緩刑3年。
• 劉營長：共同連續殺人，改判1年10月，緩刑3年。
• 李連長、張連長：共同殺人，改判1年8月，緩刑3年。

因此，遭受審判的僅有基層軍官四名，儘管最終都獲得了緩刑的處分，但他們從1987年5月底偵察開始後，一直羈押至1988年12月27日才因緩刑釋放。

換句話說，三七事件的懲處結果主要仍落實在行政方面，除了前面提及的158師師級幹部轉任他職之外，鍾旅長及劉營長隨後調任訓練單位，兩名連長則短暫回任軍職，分別於1989年與1992年退伍。

後來，一位與劉營長在陸軍步兵學校共事的預官，曾向軍事雜誌《兵器戰術圖解》投書，為劉營長辯護。他提到，雖然營長在學校只擔任閒職，地位崇高且備受尊敬，但他卻從不擺架子，反而潛心學習中醫，經常為同袍把脈看診，待人和藹可親，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人物。

同樣刊於《兵器戰術圖解》的另一篇投書，則描述了兩位連長的境遇。由於對軍隊的前景失去信心，他們很快選擇退伍，轉行從事建築工程和水電工作。

至於第一時間被免職的趙萬富，在參謀本部與陸軍總司令部待命，直到1988年8月重新出山，擔任陸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，並在1991年轉任總統府戰略顧問，直至1998年退伍。

這可能跟蔣經國的特別垂愛有關，根據郝柏村的日記，蔣經國曾向郝伯村叮囑「趙萬富有過失，但過去實幹苦幹，對國家有貢獻，仍為可用將領。」

同樣遭到免職的張明弘則轉任總政戰部政戰計畫委員會委員，但僅3個月後即退伍，據說他之後擔任黎明文化出版社董事長，晚年移居美國，取得神學博士，成為虔誠的基督徒。

至於，獲得不起訴處分的烈嶼158師的師長和政戰主任等人，在事件之後也轉任副職，或是非第一線領導職務。

體制迷霧淹蓋了真相？

軍方對三七事件的調查、偵辦與審判過程，反映出當時處理此案的核心考量並非釐清真相，而是平息輿論風波，儘可能減少牽連人員，尤其是高階軍官的責任，但對下級單位隱匿不報的行為則嚴格追究。

事發後，國防部對外堅稱，金門守軍擊毀的是一艘「匪船」，但郝柏村的日記顯示，軍方內部早就確認被擊毀的是一艘越南難民船。

然而，在1987年7月至8月間，國防部、陸軍總司令部與金防部向監察院提交的報告，卻在羅列船上所搜獲物品時，刻意遺漏關鍵證據。

例如香港政府發放的遣返證，以及入境事務所簽署給越南船主的聲明書等，而只提及「匪製罐頭」及「莆田縣公安局發放的船民證」等，試圖誤導監察院，使外界相信該船為「匪船」。

另外，在偵辦與審判過程中，「執行上級命令」是被告軍官們的重要辯詞。鍾旅長和劉營長皆表示，他們在事發第一時間向師部戰情室回報後，確實接獲師部戰情官梁中校下達「格殺勿論」的命令，而且師部參三科的科長韓中校亦在現場指揮。

然而，當兩名軍官請求傳訊梁中校與韓中校作證時，審判官卻以「不影響認定殺人事實」為由駁回，甚至未調查當天各級部隊的戰情紀錄，實在讓人很難不懷疑軍方刻意限縮責任範圍，避免將殺人罪責上溯至師級軍官。

另一方面，原先被偵辦但最終不起訴的158師師長、政戰主任與保防官，其最初的罪嫌並非「殺人」，而是「敵前抗命」。尤其是158師政四科科長（保防官）洪中校，因隱匿不報、保防失職而被收押，反之，負責指揮戰場作戰的戰情官卻未受到偵辦。這顯示軍方對師級幹部的懲處重點在於「隱匿不報」，而非「殺人」本身。

由於國防部發言人回應此案時，雖然強調守軍擊毀的是「匪船」，但也承認使用火箭彈的行為「明顯處置過當」，並強調軍方已經移送失職人員法辦。因此，若真的有人需要為「殺人」負責，軍方的策略顯然是將責任限縮於旅級以下的基層軍官，而不讓事件上升至高階指揮層。

即便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讓外界對三七事件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，但正如該報告所示，仍有許多關鍵細節未被查明，尤其軍方在當年未查明的真相，如今時隔多年很可能已沒有機會大白。例如：這艘難民船為何在守軍一再實施驅離射擊的情況下仍執意靠岸，船上是否有緊急危難的事情發生等等。

這些疑問至今仍未解答，而三七事件的處理方式也清楚揭示，軍方當時的重點並非查明真相，而是如何在不動搖軍隊根基的情況下，以最小的政治成本處置基層軍官。事件的責任歸屬被刻意限縮，高層決策者得以全身而退，而基層軍官則成為替罪羔羊。

最終，真正淹蓋真相的，不是金門海面的濃霧，而是軍隊維持權威運作的體制迷霧。